鑒別的原理，是唯物辯證的，既然鑒別的是書畫，就不應拋開了書畫本身為它的先決條件，而聽任旁證來立作戰(zhàn)。不掌握書畫的內部規(guī)律，反映書畫的本質，這個鑒別的方法所產生的結果，是書畫不可認識論。
這里主要的要分清主次，分清先后，怎樣才是客觀的、合乎全面規(guī)律的。具體的事物，要做具體的分析。在鑒別的范疇里，不能否認這些旁證所能起的作用，但要認識到的是，它所能起作用的條件。事實上，旁證的威力，對書畫本身的真?zhèn)尾⒉荒芷饹Q定性作用；它與書畫的關系，不是講同一體，而是從屬于書畫；它只能對書柳畫起幫襯的作用，而絕不可能立作論戰(zhàn)，而且有時它并不能起作用甚至起畫反作用。它只能在對書畫本身做了具體分析之后，才能得出在它的特定范圍內能否起作用與所起作用的程度。因此，書畫本身，才是鑒別主要的、親切的根據(jù)，也只有使這個根據(jù)立起來，才有可能利用一切旁證，否則這些旁證縱然有可愛之處，卻都是帶有尖刺的玫瑰。翁方綱所藏的蘇東坡《天際烏云帖》，即使作了好多萬字的考證，來辨明它的真實性，但是他所藏的《天際烏云帖》還是不真，原因在于他始終沒有能觸及主要的一面。
根據(jù)一系列的實例，元代以來，各家的印章，名號相同，朱、白文相同，篆法相同，僅在筆畫的高低曲直有極細小的差距，已形成了普遍的現(xiàn)象。其所以如此，可能有兩種原因，一種是出于作家們的要求，一種是印人在章法上所表現(xiàn)的習慣性。至于只承認某些印章是真，所依賴的證據(jù)是什么呢？是根據(jù)圖章本身，還是其他因素呢？篆刻本身，有它的流派與特風格，這是認識篆刻的主要方面。但是，被用在書畫上的印章，作者與收藏者卻并不是專取哪一家或哪一派，而大多數(shù)印章，看來也無法認出它是出于某家刀筆。因此，從風格特征來作為辨認的依據(jù)，就失去了它的效用而感到漫無邊際。而它的現(xiàn)象又都是大同小異，混淆不清，尤其在近代，利用鋅版橡皮版的翻制，相反地可以做到毫厘不差。
他曾經鑒定上海博物館藏的王淵(13世紀末一14世紀中期)《竹石集禽圖》，從畫面的時代特點與個人風格來看，可以肯定是王淵的晚期作品。其次看其隸書款和“王若水印一墨妙筆精”二印，鈐印很好，紙張也符合時代面貌。再考究它的流傳經過，解放前為上海周湘云所有，畫上的“張弧之印”則表明它曾為張弧舊藏。乾隆皇帝的印璽則說明它曾庋藏于清內府，入內府前又經梁清標收藏，因為其上有“棠村審定”“蕉林”二二印。后看“八年癸丑”的年款，宣德八年(1433年)正好是癸丑，上距作畫時間約一百余年。作品的主要依據(jù)和輔助依據(jù)均一致，于是可以斷定它是真跡無疑。他的鑒定理念對其后的謝稚柳、徐邦達等人有著深刻的影響，這二位鑒定家對張珩的方法都有各自的理解與運用，自成一格。綜觀20世紀中國書畫鑒定界，張珩對于書畫鑒定學具有開山之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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