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是印章確實有真?zhèn)沃?,而印文相同,朱、白文相同,僅在尺寸或筆畫有差異,足以引起糾紛的那些印章當被證實是真的時候,所持的依據(jù)已不可能完全是上述的那些依據(jù),而是在書畫本身證實是真之后,印章也連帶被承認的。相反的是書畫對印章起了作用。
當書畫本身被證實是真的時候,印章對書畫本身并不起作用。
當書畫本身被證實是某作家的作品,而作品上并無題款,僅有某作家的印章,這時印章對書畫才起了作用,它幫助書面說明了作者是誰。
張珩、謝稚柳以及徐邦達三人都出身于較有文化素養(yǎng)的家庭,年輕時即已投身書畫行業(yè),要么專攻書畫鑒定,要么心儀書畫創(chuàng)作。如
,其祖父就有大量的藏書,并且精于版本之學。同時他的家境較為富庶,唐宋名跡都有收藏,明清兩代藏品更是不勝枚舉。他生前曾經留下一本小冊子《怎樣鑒定書畫》,在書中他明確指出書畫鑒定的目標是“辨真?zhèn)蚊魇欠恰保瑫r他把鑒定可依據(jù)的書畫文本因素歸納為“主要依據(jù)和輔助依據(jù)”。在提倡
要鑒定方法的同時,要注意
(書畫的時代風格與書畫家的個人風格)和
此種鑒定方法對鑒定者本身的書畫水平具有很高的要求,謝稚柳因其本人具有較高的書畫創(chuàng)作能力和聰穎的鑒定才智,使其成為這一鑒定方法中的巨擘。謝先生對傳世有名的王羲之《游目帖》的鑒定,可作一例子。對于此帖,拋開所有的旁證迷惑,僅僅從其筆勢與形體來看,已具有元代趙孟頫的風格,所以它不是唐宋勾填本,而是元人的手筆。這一鑒別結果,正是基于對《游目帖》的時代風格與個人風格的比較中得出的。謝先生的鑒定理念,他的《水墨畫》和《鑒余雜稿》二書有詳細記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