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林林總總列出了11個條件，先拿它們跟吳鎮(zhèn)畫的墨竹做對比，發(fā)現(xiàn)有一幅完全符合這十幾個條件，其他的則一個都不符合。而一幅符合條件的《石竹圖》恰恰是所有藏品中不為人知的，在徐小虎看來，這是因為假作太多，反而讓真跡顯得是“例外”，《石竹圖》就是一幅“被遺忘的真跡”。
次發(fā)現(xiàn)臺北故宮所藏吳鎮(zhèn)之畫有偽的時候，徐小虎驚得發(fā)燒病倒，在家躺了3天。半年后，她才敢再一次去臺北故宮提畫研究。經(jīng)過盤點，她認為臺北故宮收藏的50多幅吳鎮(zhèn)畫作中只有三幅半是真的。
她先把這個消息告訴了蔣復(fù)璁。蔣復(fù)璁一聽，說：“有贗品嗎？太好了！那么我們應(yīng)該馬上開始研究，把真?zhèn)螀^(qū)分開！”也正是從這時開始，她建立了自己的鑒定方法，想要重新給古代畫作斷代，把那些真跡選出?來。
可惜好景不長。1983年，蔣復(fù)璁退休，新上任的院長聽說故宮有假畫很不高興，在看過《被遺忘的真跡》初稿后，他甚至不讓徐小虎提畫。為了繼續(xù)研究，徐小虎只能請各路同學朋友幫忙找高解析度的電子版藏畫。
在那段時間，徐小虎寫出了《被遺忘的真跡》，并因此獲得了去牛津大學讀博士的機會。談及那段時間的經(jīng)歷，她覺得有點委屈：“院長可能覺得臺北故宮有假畫傷害了他的自尊。似乎（如果有贗品）就是皇帝沒穿衣服。其實，皇帝沒穿就沒穿嘛！”

傅熹年，中國工程院院士，建筑歷史學家，中國建筑技術(shù)研究院建筑歷史研究所建筑師。
他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建筑史研究，研究中國古代城市和宮殿、壇廟等大建筑群的規(guī)劃、布局手法及建筑物的設(shè)計規(guī)律。此外也長于中國古代書畫史研究，在《中國古代書畫目錄》中對大量藏品簽署了鑒定意見。更對中國國內(nèi)、國外所藏若干重要古代名畫進行考辨研究，撰有研究論文十余篇，編有《傅熹年書畫鑒定集》，及《中國美術(shù)全集·繪畫編》中的《兩宋繪畫·上、下》、《元代繪畫》等。

年輕的傅熹年喜歡聽他們高談闊論，大家見他后生可教，有時也特地點撥他一二。張珩告訴他，要想了解中國古書畫，看兩本書就夠了，一本是日本人1937年出的《支那名畫寶鑒》，一本是商務(wù)印書館1936年出的《參加倫敦中國藝術(shù)國際展覽會出品圖說》（書畫冊）。張珩要他把厚厚的硬皮精裝書《支那名畫寶鑒》拿來，對照著書一幅畫一幅畫地為他講解，這回說不完下回繼續(xù)，他邊聽邊拿鉛筆在書上做記號。其中就畫一個圈，特別好的畫兩個圈。如宋代崔白的花鳥畫名作《雙喜圖》，旁邊用鉛筆注明“真跡”，還有一個“故”字，意為故宮藏。傅熹年到現(xiàn)在還保留著這兩本書。
傅熹年說，前人看書畫有所謂“望氣派”之說，鑒定書畫的關(guān)鍵在于見識真跡。那時，他得到了一個極其難得的機會。
1952年后，國家收購和個人捐獻的大量書畫古籍都集中到文物局（后來全部交給了故宮書畫館），有時會有領(lǐng)導(dǎo)和來參觀。每逢有這樣的好事，長輩們都不忘叫上他。
“人家當然不能為我開放，但是有領(lǐng)導(dǎo)來的時候，你在旁邊遠遠瞧著點，他看完了你過來探探頭，這還是可以的?！眳⒂^時，還能聆聽到張珩、徐邦達等的現(xiàn)場講解。
就這樣，傅熹年看了大量名畫真跡，《千里江山圖》《清明上河圖》《韓熙載夜宴圖》等如今如雷貫耳的“大IP”，他當時都見過了。

他沒想到的是，四年級劃分時，清華營建系已改為純工科的建筑系，沒有了建筑史。他被分到工業(yè)建筑，畢業(yè)后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土木建筑研究所。幸而1956年9月中科院與清華建筑系合辦建筑歷史與理論研究室，梁思成任主任，傅熹年被所在單位派到這個研究室工作，得以回到母校清華。他以為終于實現(xiàn)了研究中國建筑史的夙愿，但命運再一次捉弄了他。
反右運動中，因一些私下閑談被人揭發(fā)，他被劃成右派，1959年春下放建筑工程部的北京南口農(nóng)場勞動。
說起這次下放，他只淡淡地說工作是“放牛、養(yǎng)豬、種老玉米”。他覺得自己很厲害的是給母豬接生，十個八個呼嚕一下子就生出來了，“挺好玩的”。下放的近兩年里，他抽空反復(fù)通讀了帶去的《資治通鑒》和宋《營造法式》。
1960年10月，他摘掉了右派帽子，返回單位。反右后，建筑歷史與理論研究室已被清華撤銷，經(jīng)梁思成聯(lián)系，傅熹年等非清華人員調(diào)到了建筑工程部所屬的建筑科學研究院建筑歷史室。工作室的主任是梁思成，副主任是劉敦楨、汪季琦。傅熹年被編入民居研究組，參加了王其明負責的浙江民居調(diào)查。

王其明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組里有兩個能人，一個尚廓，一個傅熹年，兩個人手下都很有功夫。
建筑科學院的圖書館搜購了很多建筑方面的書籍，有的是外文原版的。傅熹年提醒王其明，其中有兩前歐洲建筑師到鄉(xiāng)村采風所畫的建筑速寫圖冊，還有一本日本的《百棟集》，一百棟住宅每棟都配了一張平面圖、一張剖面圖和一張透視圖，可以參考。王其明深受啟發(fā)，覺得浙江民居調(diào)查也可以這樣做。
傅熹年作品：浙江杭州上天竺民居寫生稿。
王其明說，光畫平面圖、剖面圖不足以顯示建筑物的優(yōu)點，要畫透視圖，傅熹年畫透視圖是一絕?！八谋憩F(xiàn)能力特別強，圖畫得可帥了。他畫的那些民居寫生圖，有遠有近，有大有小，配上的那些樹也很好。因為他對國畫的見識也比較多，很有才氣的?！?br/>
封建王朝對住宅有嚴格的等級規(guī)定，傅熹年將這些規(guī)定與《清明上河圖》《千里江山圖》中所畫的建筑加以比較，發(fā)現(xiàn)大都是吻合的。那些簡單的小房子和孤立的工字形屋子可能是農(nóng)民的住宅，面闊三件、歇山屋頂?shù)目赡苁枪倭抛≌?，沒有三間大門和歇山屋頂?shù)拇笳觿t可能是沒有官職的大地主豪商的住宅或別墅。
傅熹年將這些研究成果用于建筑史中，得到劉敦楨的贊許，他順便撰寫的《王希孟<千里江山圖>中的北宋建筑》等論文也陸續(xù)發(fā)表。
傅熹年作品：元大都大內(nèi)宮殿延春閣復(fù)原圖。
“精神會餐”
每次一有運動，跟“封資修黑貨”打交道的建筑歷史室都是首當其沖，右派傅熹年更是在劫難逃。
“文革”開始后，傅家被抄，全家人掃地出門，擠住在大覺胡同一個大雜院中。傅熹年在建筑科學院做了三年水暖維修工，平日逐戶維修，冬天燒采暖鍋爐。院里的人想要暖和一些，他就把火燒得旺旺的。

1972年夏，國家文物局籌備出國文物展覽，將傅熹年借調(diào)回京，又給了他一次重拾舊業(yè)的機會。他畫了很多供出國展覽的圖，包括根據(jù)唐長安大明宮含元殿等遺址實測圖繪制復(fù)原圖和彩色渲染圖。
這期間，他有了重新接觸古籍的機會，得以查了二十四史中的《舊唐書》和《新唐書》。啟功的圖書也已啟封，查了《資治通鑒》。他們都發(fā)現(xiàn)了寫經(jīng)發(fā)愿人為武則天的確切證據(jù)，英雄所見略同，彼此撫掌稱快，認為總算解決了一樁小公案。
但如果要寫成文章，當時卻頗有些“違礙”之處。因為這段歷史的背后，涉及武則天迫害同父異母哥哥致死、毒死外甥女等狠毒之事，以及她表面上孝心通天實際上卻公然污蔑自己的母親與外孫亂倫。這在當時大捧“女皇”的情況下，實無異于自尋煩惱。
直到后，編《中國法書全集》，啟功和傅熹年都覺得應(yīng)該收入武則天的這篇發(fā)愿文殘段，傅熹年才寫出了這篇考證文章。因為無論如何，其中的書法之美，都不能不令人贊嘆。至今，這段發(fā)愿文殘片的照片還壓在他書桌的玻璃下。

鑒定全國公藏古代書畫
后，傅熹年結(jié)束了多年的漂泊生涯，得以回歸，右派問題也在1979年“改正”。但是，他仍然不能心無旁騖地搞，因為，80年代，他又“跨界”成為了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成員。
全國古代書畫鑒定工作早開始于60年代初。在周恩來的指示下，文化部文物局組成了鑒定小組，張珩為組長。張珩于1963年病逝，不久“文革”開始，這項工作就完全停頓了，直到1983年，才在谷牧的批示下重啟。當時決定，由中宣部下發(fā)文件，將鑒定全國公藏古代書畫作為一項國家任務(wù)下達。
1983年8月，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正式在北京成立，上海博物館顧問謝稚柳和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啟功任組長，謝辰生代表文化部文物局負責協(xié)調(diào)工作，組員有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徐邦達、遼寧省博物館副館長楊仁愷、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劉九庵，以及當時在中國建筑技術(shù)發(fā)展中心建筑歷史研究所任研究員的傅熹年。
傅熹年是在啟功、徐邦達和謝辰生的聯(lián)合推薦下進入這個組的，全組七個人中，六人都是七十往上的老，只有他是50歲的“小字輩”。

巡回鑒定休會期間，傅熹年還于1987年秋赴美國考察了博物館藏中國書畫。考察是由美國華美協(xié)進社社長、翁同龢之孫翁萬戈安排的，原擬安排王世襄赴美，但王世襄將這一機會讓給了更熟悉書畫的傅熹年。
傅熹年歷時110日，參觀了紐約大都會藝術(shù)博物館、波士頓美術(shù)館等10個博物館，看了大量以前只見于著錄書和圖錄上的名作，大開眼界，歸后整理成《旅美讀畫錄》。
他此行有成就感的，是在參觀美國華盛頓弗利爾美術(shù)館時，在一個普通庫里發(fā)現(xiàn)了國寶級的南宋畫家夏珪真跡《洞庭秋月圖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