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里可以鑒定字畫
看墨的層次,前筆和后筆能分開,該重則重,該淡則淡。而且有韻味,如同“余音繞梁三日”黑白分明,前后層次分明。
徐悲鴻游桂林漓江后作《漓江春雨》
第三看“用水”
水為筆墨之介紹,用之得法及凝于神如“潑水法”。中國畫講究筆法、墨法,其實還有水法,在創(chuàng)作中,水的表現(xiàn)發(fā)揮著特的作用。
與書畫鑒定有關(guān)的知識是多方面的,有些比較直接,有些就間接一些。努力學(xué)習(xí)和掌握這些知識,對于書畫的鑒定,往往產(chǎn)生比較大的作用。書畫家的字號、籍貫和生卒時間掌握書畫家的字號、籍貫和生卒時間,對于書畫的鑒定工作很有幫助。這些問題往往被某些作偽者忽略,假如我們比較熟悉的話,那么,就能夠比較容易地看出問題。例如:明代沈度《梅花百詠》冊,《石渠寶笈》卷三之十六著錄,款云"成化十四年秋七月望后一日,沈度書于春草堂。"考沈度元代至正十七年丁酉生,明代宣德九年甲寅卒,78歲。成化十四年沈度已死去45年了,所以這件字冊不用看實物也能肯定是偽品。又如:明代姚綬癸《三清圖》軸,清代方濬頤《夢園書畫錄》卷八之十五著錄,款云"三清圖,永樂五年歲在丁亥秋日寫,云東逸史公綬"??家R永樂二十一年癸卯生,弘治八年乙卯卒,73歲。永樂五年姚綬尚未出生,所以,可以肯定這件東西也是偽品。正因為書畫家的生卒時間對書畫的鑒定有直接關(guān)系,所以就盡可能多掌握它。
元代柯九思的生年,過去有的書籍上的記載是錯誤的,例如郭味渠《宋元明清書畫家年表》記載為生于元皇慶元年壬子(1312),天歷二年己巳(公元1329年)被拜為"奎章閣鑒書博士",也就是說,柯九思虛齡18的的時候就擔(dān)任了這個職務(wù)。這樣,問題就出來了,人雖有天份,大哪有18歲就任"奎章閣鑒書博士" 鈐的呢?顯然,這一記載是錯誤的。那么柯思九的生年應(yīng)該是哪一年呢?故宮博物院藏元代元代虞集《誅蚊賦》卷,后尾紙上有柯九思的題跋,柯氏名款下鈐蓋了幾方印,其中一方印為"唯庚寅吾以降",這方印章為他的生年提供了確鑿的證據(jù)??荚袃蓚€庚寅年,其一是至元二十七年(1290)年,再一為至正十年(1350)年,柯九思的生年毫無疑問是個庚寅年,即公元1290年。天歷二年己巳時任"奎章閣鑒書博士"已經(jīng)虛齡40了。
月雅藝術(shù)圖書《中國書畫鑒定與研究》 王連起卷 故宮出版社直營小程序
又如:約50年前,北京琉璃廠有一幅落款為董其昌的繪畫作品,畫得很好,落款字數(shù)不多,作品本幅十分整潔,所以有人要買。后來有人看出了這件作品的毛病,落款"玄宰"的"玄"字缺寫后一筆,是避清代康熙皇帝玄燁的諱。董其昌死于明崇禎九年,沒有活到清代,因此就肯定了這件作品是清代人偽造的。從以上幾個例子可以看出,文史知識的豐富與否,對于鑒別書畫的真?zhèn)?,也有相?dāng)重要的重要的作用。如果文史常識不多,那么,那種改寫的避諱字是不易看出來的,因此也就有可能將作品的真?zhèn)螖噱e。
怎樣從裝裱形式來辨別書畫的真?zhèn)?br />
裝裱與書畫本身的關(guān)系要間接一些,但有時也可作為鑒定書畫的有力佐證。各個時代的綾、錦,其花紋、色澤多不相同,裝裱的式樣也有出入。前人的收藏印多蓋在裱件的接縫上,這就必然同裝裱形式有密切的關(guān)系。如的宋“宣和裝”,故宮博物館藏的梁師閔《蘆汀密雪圖》是個較典型的例子:玉池用綾,前、后隔水用黃絹,白麻箋作拖尾,連本身共五段。玉池和前隔水之間蓋“御書”葫蘆印,前隔水與本身之間蓋雙龍璽及年號璽各一,本身與后隔水之間蓋年號璽二,拖尾上蓋“內(nèi)府圖書之印”,共用七璽。“宣和裝”雖有例外,但這是比較標(biāo)準的格式。不少贗跡上的偽宣和璽,往往是漫無規(guī)律,亂打亂蓋。金章宗也用七璽,染清標(biāo)常在前、后隔水上用兩印。乾隆用五璽、七璽、八璽、十三璽不等。這些都各有他們的習(xí)慣。
揭裱舊字畫和名人字畫常用的是揭二層,第二層透過來的墨與原作相差不遠,再加以重新填墨、潤色、裝裱、加蓋印章,其神采便會溢于紙外,欺人效果更佳。如北京故宮博物院和沈陽故宮所藏,各有一幅趙之謙《牡丹》圖軸,二者幾乎完全一樣,經(jīng)鑒定才知道,沈陽故宮所藏之《牡丹》圖,是作偽者揭二層所為。用這種辦法“復(fù)制”古舊字畫和名人字畫要求揭裱水平很高。如果稍有懈怠,便會弄巧成拙,不但所揭之書畫神采全無,就連原跡也可能毀于一旦,悔之晚矣。